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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看点：主要谈及“乾隆汉人说”这一谣传从乾隆时期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流变，即，许多文学作品中关于算命先生说乾隆乃汉人的说法，从历史上讲“有些影子儿”。乾隆母亲是谁有四种观点：钮祜禄氏、钱氏、李氏、陈氏。

算命先生可能说的是：皇帝呀，你是我们汉人的后代，你应该反清复明呀。不能数典忘祖，忘记自己是汉人

对于乾隆杀算命先生这种根本无法查证的谣传，根本没必要按照历史真实去跟它较真儿。回答者能够说出的根据也无非是小说或影视剧，连野史的资格都不够。

钮祜禄氏

首先，清朝的各项制度已经非常完善，皇帝想去微服私访也基本不可能，皇帝虽然权力大，但“祖宗制度”是不敢违抗的。

其次，这种谣传或说民间故事，只是利用迷信、宣传迷信的一种手段。每个朝代的皇帝都会有此“幸运”被作为主人公。只不过乾隆所在的清朝，离现在最近，乾隆的知名度也比较高。特别是七下江南，让南方的百姓能够一睹“天颜”，绝对是最大的大事儿。所以，各种人都会怀着各种心理去编排各种故事。

最后，看了看一些回答者，回答的结果都在说乾隆下江南期间发生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戏说乾隆》里的桥段。但根据以往的各种传说，无非是“继续消费乾隆的母亲是谁”这个争论。

小说就是小说，不需要历史依据，特别是武侠小说。文艺是文艺，历史是历史，把文艺当历史的人只是小孩子儿而为。

在回答“包拯死后为何展昭就消失了包拯去世后，展昭为何一夜之间消失无踪，他究竟去了哪里呢”“康熙王朝中，苏麻喇姑被活埋前，太监们为何要在她头上倒石灰”“康熙驾崩当夜，雍正就赐死了随侍康熙60年的心腹，这是什么原因”“包拯一生忠义，为何狠心含泪斩杀公孙策”等问题时，我都说过一个观点：

即使是正规的历史剧，也不能当历史。它的有限的历史事实，也会被编剧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去进行：添加删减、转换挪移（例如《走向共和》中把同治皇帝造圆明园被木材商欺骗，挪移到20年后翁同龢身上），甚至为了主要人物而去编造故事去烘托主人公（例如《走向共和国》为了表达甲午战败不是李鸿章的个人责任，而胡编乱造李鸿章为了反贪腐整顿军纪杀死自己亲信黄瑞兰）等。

所以，对于文艺作品，无论打着怎样的历史旗帜、穿着什么样的历史的外衣，都不是正经历史，都不能信。

信的前提是你得经过历史查证才能信。否则，拿着所谓历史剧去当历史四处炫耀，只会让懂行的人笑话。

乾隆作为活着的次子，没有必要去“狸猫换太子”

乾隆生于1711年，但在其前面有弘晖（1694—1704年）、弘昐（1697-1699年）、弘昀（1700-1710年）、弘时（1704—1727年）、弘历（1711-1799年），同年还有弘昼（1711-1770）。乾隆是老四，但前三个都在1711年之前死了。所以，弘历应该是活着的老二、比其小三个月的弘昼是老三。

那么，当时的胤禛又不知道自己会当皇帝，又不知道乾隆几岁后会得到康熙的喜欢，这些都是在此之后的历史，我们知道，当时的胤禛可不知道。所以，他有必要去调换个儿子吗？他也不缺儿子呀。

如果是长子完全有这种可能。

虽然这是文艺创作，是编造。但既然要编，总得编得像模像样。空穴来风，也得有“穴”呀。这个“穴”就是乾隆的母亲是否是汉人。

雍正二年，康熙第12个儿子的笔误，造成乾隆生母之谜：之后派生出满人—汉八旗—汉人，直至出现乾隆是汉人的故事流程。而乾隆是汉人的说法是从晚清开始的，前两种则在雍正、乾隆时期就已经出现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雍正册封年羹尧的妹妹年氏为贵妃、格格钮祜禄氏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

但雍正传旨给12弟允祹的时候，出了问题。允祹为了自己方便一方面字迹潦草，一方面钮祜禄氏“简写”为钮氏。礼部接到草稿后制定“册封金册”的时候，官员们认错了，因为这次分封的四人中有三人都是“汉八旗”出身，即年氏、耿氏（弘昼的母亲）、宋氏。

允祹

为此，礼部就认为“字迹潦草的钮氏”是“钱氏”。由此制作了“金册”。等发到钮祜禄氏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六月份，宗人府上疏奏允祹的错误，请求雍正给予处罚:贝子允祹，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应将允掏革去固山贝子，降一等，授为镇国公。（雍正）从之。这份记录在《雍正实录》就可以找到。

紧随其后的就是“丑女李氏”一说，这还引申出了“乾隆到底是在雍和宫出生还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的争论，这一争论直接关系到“丑女李氏”是否是乾隆的母亲。

从汉八旗到纯汉人，只不过是我们汉人中某些人的阿Q精神而已：汉八旗我认为已经不是汉人了。

在当时，汉八旗和满人的妃嫔都具有继承权。例如康熙的母亲佟佳氏，就属于汉八旗。汉八旗本身的汉人无论在风俗、信仰、行为方式都已经满化。

其本身都不愿意承认汉人，例如佟国纲在康熙二十七年就称，自己本身就是满人，是明朝人欺骗引诱祖先才进入汉地……

其最终，佟佳氏仍然隶属于汉八旗中的各旗。但是对于“反清复明”的个人、组织可不会管这些，既然你属于“汉八旗”那么，就可以以“汉人”身份挑动反抗精神。雍正的政敌们也会以此作为攻讦目标。

最后一个海宁陈氏，基本不用批驳了。

因为，孟森先生在1937年、郑天挺先生在1944年，已经驳斥了这一观点。金庸先生也早知道这一观点。所以，在《书剑恩仇录》的“后记”中也专门声明：乾隆和陈家洛是亲兄弟“是我的杜撰”。

书剑恩仇录

所以说，作为明清史大家的孟森先生的结论，在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与海宁陈家没关系。

综上乾隆的母亲即使有争论，也是在汉八旗和满人之间争论，但汉八旗在当时已经不再认为是汉人。跟我们没啥关系的。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算命没有科学依据，不可信！但是算命为什么会准呢？算命准可能有三方面的因素

1．心理因素有一句与“说曹操，曹操到”类似的俗话是“受伤的手指经常被人碰”。为什么一个人总有“受伤的手指经常被人碰”的想法呢？

道理很简单。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对受伤的指头格外注意罢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外界的感知是有选择的。由此我们可明白为什么会“说曹操，曹操到”了。因为事情就是这样：恰好符合这一经验的被我们记住了，而更多的不符合这一经验的却被我们忘记了。并非我们的预言多么准，只是由于我们所做的选择更有利证实这句话罢了。

类似的事可以举出更多。有些人会相信预言性的梦。他也确实可以给别人举出一两个例子。但是，他忘记了预言性的梦还是不曾实现的居多这个事实。有时还会听到一些人议论：某某人算卦算得可准了等。其实这也基本上属于此类情况，即偶尔算准的留在了那些轻信的人们心中，而大量未算准的却被这些人遗忘了。

事实上，在各种场合下，预言准的时候都是极少的。只不过人们往往会轻易地忘掉一百次失败的预言，却津津乐道偶然的一次成功罢了。应该说，相当数量的巧合事件都可由此得到解释。

2.还有就是算命的人,有一定的观察力.偶曾经和同学做过"纸牌算命"的游戏.得到他们相信度的反馈是100%, 98%,95%..其实不是邪灵做工.而是我对他们的性格比较了解.(当然,这类游戏还是不提倡大家去玩.)

3．算命先生的措词.摘引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某日三名秀才赴京赶考，夜宿客店，遇一算命老翁，三人问及科举前途，老者神秘兮兮地伸出一指晃了晃说：“想必你们一定能领会我一指的暗示吧。”并约了见榜归来在此店见面的时间，验正其准确程度。三个秀才都不愿放下“聪明文化人”的架子，都显露出心领神会的样子。秀才走后，店老板出于崇拜与算命先生攀谈，算命老翁诡秘一笑说：“这不准确吗，若一人中，则释为暗示只一人能考中；若二人中，则释为暗示一人不能考中；若三人都未中，则释为一人都考不中；三种可能皆在暗示之中，你说我哪能算不准呀！”

算命先生结合“大气候”与“小环境”，总结摸索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规律：姑娘一般算能否找个如意郎君；青年人大多算能否调资、提干、分房；中学生大都算能否考上大学；大学生大都算能否有个好的分配去向，那成双成对来算的含意就更加明白了；年轻夫妇要算是否生个儿子；家庭妇女多关心子女的就业、升学；中年干部虽羞羞答答，但遮挡不住内心想知道仕途的前程；老年人则主要算能“高寿多久”；个体户大都算生意能否赚钱……如此等等。因此，只要能察颜观色，机智应变，把握住分寸，投其所好，道喜不道忧，或道了忧再卖个关子指点“迷津”纵深发展，不但能获得更多的钱，当事者也会笑逐颜开。

总之只要努力奋斗，总会有好的结果！

根据出生的生辰八字来算命，其实这种占卜的方式是在古代是非常流行的。而且雍正对这个也是很痴迷的，他甚至是把算命运用到国家的政务上面，他给大臣去批八字，其实就是为了考察一下大臣。由此看来雍正对于算命的这种东西还是比较有研究的。

在雍正六年的时候，他在批阅密折的时候派人发去密旨，要把他想要的人的八字都拿到。后来岳钟琪是把手下重要将官的八字写入到密折，当时是雍正亲自给他们去算命。如果算到这些人的八字都不好的话，他就可能不会重用这一群人，虽然说命理这种东西是比较虚幻的，但是信的人总是会信的，所以雍正在弄人的时候就会参考生辰八字。

这也是拉近他和大臣的一种手段，因为雍正对于他的亲信事比较关心的，他可以通过给他们看八字，看出他们会有什么灾难，或者是一些疾病，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的话，雍正觉得在用人方面是更加的得心应手，因为他看出谁的命是好的，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上面安排谁去做会更好一点。所以他在位的时候都是比较依靠生辰八字。

我觉得雍正的兴趣也是比较接地气的，虽然他是天子，但是也不代表他的兴趣爱好一定就是狩猎琴棋书画等等，我觉得这样其实他也是通过命理来认识整个世界。但是这样的话也是有可能被一些不怀好心的大臣欺骗，因为八字这种东西是可以捏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