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圆明园的“生命”历程，徐世昌八字批命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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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康熙48年），最初是康熙赐给胤禛的。1722年雍正即位后，拓展原赐园，并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御以“避喧听政”。乾隆皇帝在位期间除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还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万春园。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朝，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道光朝时，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但宁撤万寿、香山、玉泉“三山”的陈设，罢热河避暑与木兰狩猎，仍不放弃圆明三园的改建和装饰。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文物被劫掠，同治帝时欲修复圆明园，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八国联军之后，又遭到官僚、军阀巧取豪夺的毁灭打击，终变成一片废墟。

选址造园

满族生活在东北黑龙江流域。17世纪中叶，夺取中国政权，建立了清朝，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前在东北过着游牧生活，气候凉爽。入关后，他们对北京盛夏干燥炎热的气候很不适应。清朝皇帝感到那里呆板憋闷，特别是在康熙初年，紫禁城发生过火灾后，为了防火，砌了高高的宫墙。[4]皇宫里院院相套，再加上溪沟水流过于平缓，几乎成了死水，这使得皇帝们有些厌倦深囿高墙的宫廷生活。于是，从康熙初年，便开始修建园林，这种修建工程延续了二百多年。[4]

北京的西郊，有连绵不断的西山秀峰：玉泉山、万寿山、万泉庄、北海等

圆明园景点(20张)

多种地形，自流泉遍地皆是，在低洼处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池沼。玉泉山水自西向东顺山势注入昆明湖，成为西郊最大的水面。这里开垦了大片水稻田，形成了自然风景区。早在辽代，封建帝王就选中这里建造了玉泉山行宫，到了明代，这里的自然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就占据田园营建别墅，大片土地被一块块占去。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皇亲武清侯李伟在这里大兴土木，首先建造了规模宏伟，号称“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故址在北京大学西墙外）。嗣后米万钟又在清华园东墙外导引湖水，辟治了幽雅秀丽的“勺园”，取“海淀一勺”的意思。空旷郊野，出现了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成为京郊名噪一时的园林荟集之地。到了清朝，皇帝也同样看中了西郊这块绝好的造园之地。开始大规模地兴建园林。[4]

圆明园的位置在挂甲屯的北面，距畅春园约一里多路，即今北京大学的北边，清华大学以西。康熙时代的圆明园，里面有前湖、后湖等，其内建有“牡丹台”、“天然图画”等园景。当圆明园还是一座藩赐园的时候，规模是不能超过皇帝的畅春园的，所以建景不多，名声也不大，远远比不上畅春园。可后来随着主人的登基，清王朝的太平盛世到来，在其60多年陆续扩建中，终于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宏伟的皇家园林。[4]

圆明园的总设计师名叫雷金玉，他是在修建紫禁城时被康熙看中但在实际建造中大多还是皇帝的看法，不论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都亲自指导，因此雷金玉异常欣喜。并创造了“烫板”的模型方法。而却被咸丰毁于一旦。[4]

建设时期

圆明园主要兴建于康熙末年和雍正朝，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5]

”圆明园“，这一名称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康熙皇帝御书三字匾牌，就悬挂在圆明殿的门上方。对这个"圆明"雍正皇帝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质阶级的理想标准。[6-7]

雍正二年（1724年），圆明园的扩建工程正式开始。这年正月，雍正帝奏准由内务府派员前往热河围场一带采伐林木。自此之后，凡大内、西苑及三山五园营建所用木料，大部分来自围场。雍正三年（1725年）7月，内务府再委派商人于长生采办圆明园所需石料。雍正帝有朱批云：“于长生备石之事稍有耽搁，即将其议罪。”可以看出他建园的急迫心情。[7]

雍正时期的圆明园扩建工程大体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将中轴线向南延伸，在赐园的南面修建宫廷区，严格仿照紫禁城中轴对称的形式，包括新辟的大宫门，还有左右外朝房和内阁各府各衙门的值房，这里日后成为皇帝在圆明园主政的主要建筑群。第二部分，将原赐园向北、东、西三面拓展，构建曲水岛渚，增设亭榭楼阁，这部分构成了后来乾隆帝御题“四十景”的主体（其中至少有三十三景于雍正在位期间完工）。第三部分，修建福海及其周围配置的建筑组群。[7]

扩建后的圆明园，占地面积达到3000亩左右。每个景区内，既有庄严宏伟的宫殿，也有使人感觉轻松灵巧的楼阁亭台与回廊曲桥，假山、湖泊以及蜿蜒的河流点缀其中。在雍正朝时期，圆明园的格局基本完成。[7]

鼎盛时期

乾隆帝继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的景观，增添

圆明园鸟瞰[8]

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均属于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

清朝中期在园内相继又有多处增建和改建。该园的主要园林风景群，有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9]以及紫碧山房、藻园、若帆之阁、文源阁等处。当时悬挂匾额的主要园林建筑约达600座，实为古今中外皇家园林之冠。[5]

绮春园

绮春园早期曾是清怡亲王允祥的与御赐花园，名为“交辉园”。到乾隆中期该园又改赐给大学士傅恒，易名“春和园”。乾隆三

远赢观复原图

十四年（1769）春和园归入圆明园，正式定名为“绮春园”。那时的范围尚不包括其西北部。嘉庆四年和十六年，该园的西部又先后并进来两处赐园，一是成亲王永瑆的西爽村，一是庄敬和硕公主的含晖园。经大规模修缮和改建、增建之后，该园始具千亩规模，成为清帝园居的主要园林之一。至此，圆明三园处于全盛时期。嘉庆先有“绮春园三十景”诗，后又陆续新成20多景，当时比较著名的园林景群有敷春堂、清夏斋、涵秋馆、生冬室、四宜书屋、春泽斋、凤麟洲、蔚藻堂、中和堂、碧享、竹林院、喜雨山房、烟雨楼、含晖楼、澄心堂、畅和堂、湛清轩、招凉榭、凌虚亭等近30处。悬挂匾额的园林建筑有百余座。绮春园宫门，建成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因它比圆明园大宫门和长春园二宫门晚建半个多世纪，亦称“新宫门”，一直沿用下来。自道光初年起，该园东路的敷春堂一带经改建后，作为奉养皇太后的地方；但园西路诸景，仍一直是道光、咸丰皇帝的园居范围。该园1860年被毁后，在同治年间试图重修时，改称万春园。[5]

长春园

长春园南部以大型的水景为主体，整体布置疏朗开朗，疏密得当。园门为

圆明园全景[10]

长春园宫门，五楹，门外左右各有铜麒麟一只（现仅存一只，陈列于颐和园仁寿殿前）。其南建影壁一座。入门为澹怀堂，九楹，卷棚歇山顶，前有月台丹陛，东西配殿五楹。正殿之北为河岸，建方亭一座，有廊与正殿相通。亭西为长春桥，十孔。过桥向北，经山口，即为园内核心建筑——含经堂建筑群。含经堂前设牌楼三座，两面为八字影壁。入门为五楹含经堂，是乾隆帝吟经之所。再北为淳化轩（圆明三园中最宏大的建筑，有《淳化阁帖》摹版），蕴真斋。出后门为“得胜盖”敞厅，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在此获知平定大小和卓之役而建为纪念。此外还有涵光室、理心楼、味腴书屋。东墙外买卖街等建筑。含经堂建筑群规模富丽宏大，布局参考紫禁城宁寿宫，是乾隆计划退位后常居的住所。

含经堂西为思永斋，建工字殿十七楹。思永斋前建小有天园。思永斋北为海岳开襟，是湖面上建造的双层圆形石台，上有殿宇三层。海岳开襟之东隔水为仙人承露台，台南为茜园，以石取胜，建有茜园八景。乾隆帝自杭州运来的南宋德寿宫遗石“青莲朵”亦陈列于此。含经堂之东为玉玲珑馆、鹤安斋、映清斋、茹园、鉴园等景点，园东北角为狮子林（仿苏州狮子林），园北有法慧寺、多宝琉璃塔、宝相寺、泽兰堂等建筑。再北即为西洋楼景区。

长春园西洋楼景区

清帝为了追求多方面的乐趣，在长春园北界还引进了一区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由谐奇趣、线法桥、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和线法墙等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筹划，至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建成。由西方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建筑形式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风格，造园形式为“勒诺特”风格。但在造园和建筑装饰方面也吸取了中国不少传统手法。建筑材料多用汉白玉石，石面精雕细刻，屋顶覆琉璃瓦。西洋楼的主体，其实就是人工喷泉，时称“水法”。特点是数量多、气势大、构思奇恃。主要形成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大型喷泉群。[5]

西洋楼景区整个占地面积不起过圆明三园总占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而已。但它却是成片仿建欧式园林的一次成功尝试。这在东西方园林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一位目睹过它的西欧传教士赞誉西洋楼：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们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其中最大者，可以与凡尔赛宫及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并驾齐驱。这位传教士的结论是：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2] [5]

遭遇浩劫

1856年10月，英国和法国在沙皇俄国和美国的支持配合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逃散。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1860年10月6日傍晚，侵略军闯入圆明园大宫门。此时，在出入贤良门内，有二十余名圆明园技勇太监同敌人接仗，“遇难不恐，奋力直前”，但终因寡不敌众，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以身殉职。至晚7时，法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法联军洗劫两天后，向城内开进。[2]

1860年10月7日，英法侵华头目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法英侵略军入园的第二天就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2]

圆明园可抢的东西实在太多。据一个英军目击者称，在整个法军营帐内满堆着很多装潢异常华丽的各色钟表，在士兵的帐篷周围，到处都是绸缎和刺绣品。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国二等带兵官，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2]

英法侵略者究竟抢走了圆明园多少宝物，由于园内的陈设什物

长春园远赢观遗址(20张)

及其帐目都一并被抢毁一空，所以已永远无法说清。以下资料或许可藉以管中窥豹。清室史料表明，圆明园内当时仅陈列和库存的欧洲各式大小钟表即达441件，劫后幸存的只有一件大钟。事后查缴被土匪抢走和侵略军“委弃道途”的一部分失散物件即达1197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园内物件的千分之一二。据当时《泰晤士报》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镑”。实际上，被英法侵略军抢走和破坏的物件，有很大一部分实属无价之宝。这摧残人类文化的滔天大罪，实在令人发指！

据参与的目击过劫掠现场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描述：

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攫取财宝，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蓝瓷瓶，有的贪恋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蓝宝石、珍珠和水晶石等珠宝；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有一处厢房里有堆积如山的高级绸缎，据说足够北京居民半数之用，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个英国军官从一座有500尊神像的庙里掠得一个金佛像，可值1200英镑。一个法国军官抢劫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物。法军总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军二等带兵官，一次即从园内窃得二座金佛塔（均为三层，一座高7英尺，一座高6.4英尺）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侵略者除了大肆抢掠之外，被他们糟踏了的东西更不计其数。有几间房子充满绸缎服装，衣服被从箱子拖出来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几乎可遮没膝盖。工兵们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上边的宝石。一些人打碎大镜子，另一些人凶狠地向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大部分法国士兵手抡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碎。

当1860年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圆明园时，这处秀丽的园林，已被毁坏得满目疮痍。[2]

1860年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鲁斯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命令米切尔中将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这场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2]

蓝丽娜国画《圆明园》[11]

正当清政府对侵略者屈膝退让，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择日签约时，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格兰特，为了给其侵华行为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使清政府“惕然震惊”，竟借口其清政府逮捕公使和劣待战俘，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2]

1860年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灭，烟云笼罩北京城，久久不散。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被一齐付之一炬。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自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英国侵略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暴行。[2]

圆明园的沧桑[12]

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忘形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2]

火烧圆明园，这是人们说惯了的一个提法。其实，火烧圆明园的真正概念，不仅是火烧圆明园，而是火烧京西皇家三山五园。焚毁的范围远远比圆明园大得多。这三山五园是：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2]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本意是将其夷为平地，但是由于圆明园的面积太大，景点分散，而且水域辽阔，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景点幸免于难。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查勘，园内尚存有建筑13处。如，圆明园的蓬莱瑶台、武陵春色、藏舟坞，万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 [2]

当圆明园还在熊熊燃烧之时，奉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忻全部承诺了侵略者的一切条件。不久即分别与英、法、俄诸国交换了《天津条约》文本，签订了《北京条约》。[2]

彻底毁灭

当英法联军的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恶狼般地吞噬着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时[2]，就有无数的土匪参与了打劫。能拿走的统统拿走，拿不动的用车或者牲口拉，实在拿不走就任意破坏！那群没人性的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易得的值钱物品很快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守园的太监官兵将他们称为“筛土贼”，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13]

同治年间（1862年——1875年），同治帝准备修复

圆明园舍卫城遗址

圆明园，供慈禧太后居住。曾试图择要重修。当时拟修范围为20余处共3000多间殿宇，主要集中在圆明园前朝区、后湖区和西部、北部一带，以及万春园宫门区、敷春堂口清夏堂等处。但开工不到10个月因财力枯竭被迫停修。此后，慈禧太后虽然修了颐和园，但并未完全放弃修复圆明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诸园再遭劫掠。这一次，清政府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了控制，八旗兵丁，土匪地痞即趁火打劫，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把园内火劫之余的零星分散的建筑、木桥的柱子、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当时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全被烧成木炭。[13]使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

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的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2]

其后，圆明园的遗物，又长期遭到官僚、军阀、奸商巧取豪夺，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王怀庆拆毁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拉了20多年！后人称此为圆明园火劫之后的“石劫”。[2] [13]

至此，圆明园已经过了火劫、木劫和石劫，圆明园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昔日的皇家园林麦垅相望。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面目全非。[2] [13]

遗址保护及整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先后将其列为公园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收了园内旱地、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在十年动乱中，遗址虽然遭到过一些破坏，但它毕竟被保住了：整个圆明园的水系山形和万园之园的园林格局依然存在，近半数的土地成为绿化地带。十几万株树木蔚然成林，多数建筑基址尚可找到，数十处假山叠石仍然可见，西洋楼遗址的石雕残迹颇引人注目。[2] [14]

圆明园风景(20张)

1976年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之后，遗址保护、园林绿化有明显进展，西洋楼一带得到局部清理和整理，整个遗址东半部的园林道路、园杯设施从无到有，逐年有所改善，来园凭吊游览者有大幅度增加，圆明园园史展览馆，自1979年11月举办，其中十分之一为中小学生参观。[2]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同年，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春园的东北南三面2300米虎皮石围墙。在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及圆明园学会等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1984年9月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实现了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备方面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从而使遗址保护整修工作迈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首期工程是整修福海，1984年12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7个月蓄水放船。1985年孟冬接着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至次年初夏完成。这两期工程均以挖湖补山为主，并修建园路桥涵和园林服务设施，清整古建基址，进行绿化美化。两年动土方40万立方米，使ll0公顷范围的山形水系基本恢复原貌，其中水面55公顷。福海中心蓬岛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亭和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以及西洋楼的欧式迷宫（万花阵），均已在原址按照原样修复。后又经两年整修提高，遗址公园初具规模，于1988年6月29日，正式向社会售票开放。园内游人已超过1000万。[2] [14]

由国家与园内农民联合建园这一形式，经数年过渡，全面开辟遗址公园的

圆明园之长春园(15张)

条件渐趋成熟。按照首都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为加快遗址公园建设步伐，于1990年和1993年分两批正式办理了遗址公园全部占地的征用手续，将园内原以土地谋生的农民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安置其劳动力从事园林建设。这就为在圆明三园范围内全面建设遗址公园、保护文物古迹创造了全新的条件。争取恢复原样。[2]

2002年12月13日，北京圆明园正觉寺修缮工程正式招标。正觉寺曾是清代皇室成员的御用佛寺，由于地处绮春园墙外，才成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唯一幸免的古建筑。此次修缮的范围包括山门、文殊亭、东西五佛殿、东西配殿、西转角房等，修缮面积共计990平方米，2003年10月1日前完成。

关于圆明园的“生命”历程，徐世昌八字批命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